么等待家族的命运，也就只有破败而已，这是天下所有的士人家族都不会允许的。

　　就像光和二年，上禄县长和海当时上书谏言皇帝道：“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常常之法。”

　　谏言的意思是根据礼制，同曾祖而不同祖父的兄弟，已经分开居住，家财也已分开，恩德和情义已经很轻，从丧服上说只不过是疏远的家族。而今禁锢党人却扩大到这类疏远亲属，既不符合古代的典章制度，也不符合正常的法令规章。

　　当时皇帝刘宏看到奏章后醒悟，便对党人的禁锢从伯叔祖父以下解除，这其中虽然有和海的功劳，但也不乏他们这些受到党锢影响，宗族子弟不能为官的士族的推波助澜的结果。而说来也巧，钟瑜能在今天担任长社钟氏的家主，也就是因为从伯叔祖父以下解除党锢，使他得以幸免，并且靠着家族的关系在郡署为官，随后告退的缘故，否则以钟氏的人才储备，也轮不到钟瑜做家主。

　　不然，以皇帝的性子，肯定恨不得他们所有曾经和他作对的党人所在的家族，子孙都不能为官才好，怎么可能放开一道口子，让党锢从伯叔祖父以下解除呢？

　　还不是因为皇帝顶不住外朝压力，放出的一道口子而已。只是，很明显，这个口子对于他们这些党人士族而言，明显不够，他们需要的更多。

　　所以，这才有他们准备了好久，并且甚至不惜破坏自己原本的利益，促成了这一次黄巾大乱。毕竟，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仅仅凭着张角那蛊惑人的伎俩，他哪来那么多钱粮去准备这场谋划已久的叛乱？

　　需知张角叛乱前，太平道的忠实信徒天下之间便有数十万，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这数十万信徒不事生产的无地流民，恐怕早就饿死了，怎么可能还可以组织一场暴乱呢？甚至张角在黄巾大乱前，就曾因为叛乱被抓，结果最终毫发无损的脱罪，这其中没有他们这些士族的帮助，刘宏也不可能真的去赦免此人。

　　最终，这场大乱的结果，虽然让各家士族损失都多，但无疑这些损失是值得的。因为，他们解除了党锢，而只要党锢解除，他们的家族精英再一次重登大汉国的政治舞台，那些损失的东西，他们也都会有其他的方法去弥补。

　　终究，无论在何时，权明显比利更为重要，有权才会有利。这也是自后汉以来，党人与皇权之间，一直在朝堂争夺帝国统治权利的原因，而后果也很明显，党人夺权后，中央政府对于地方掌控衰弱，反之，皇权夺权后，加大地方掌控的同时，也其大限制了党羽的勾结。

　　光和二年，上禄长和海上言：“礼，从祖兄弟别居异财，恩义已轻，服属疏末。而今党人锢及五族，既乖典训之文，有谬常常之法。”帝览而悟之，党锢自从祖以下，皆得解释。

　　“自章和以后，其有善绩者，往往不绝。如鲁恭、吴祐、刘宽及颍川四长，并以仁信笃诚，使人不欺。”李贤注：“谓荀淑为当涂长、韩韶为嬴长、陈寔为太丘长、钟皓为林虑长。淑等皆颍川人也。

　　钟皓字季明，颍川长社人也。为郡著姓，世善刑律。皓少以笃行称，公府连辟，为二兄未仕，避隐密山，以诗律教授门徒千余人……皓年六十九，终於家。皓二子迪、敷，并以党锢不仕。繇则迪之孙。摘选自《后汉书》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人也。尝与族父瑜俱至洛阳，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贵相，然当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桥，马惊，堕水几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贵繇，而供给资费，使得专学。摘选自《三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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