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觉得有罪了，这和击毙罪犯不一样。可我就不明白了，扶贫错了吗？法律承认和允许的竞争错了吗？如果农民不靠自己所能，那贫困农民的出路在哪儿？怎么才能得救？这根本不是就事论事可以回答的问题，还得落到文化属性上，还得说觉悟。”

　　丁元英说：“因此我认为，中国应该多一个由你注册的强势文化传播公司，你应该整合你的社会关系资源，埋头学几年、干几年，吸纳、整合零散能量，从你的第一本书、第一个剧本、第一部电视剧做起，用的形象思维和影视艺术的语言去揭示文化属性与命运的因果关系，去传播强势文化的逻辑、道德、价值观。”

　　芮小丹说：“我就是想做这件事，心里非常冲动。不管我是不是自不量力，我就为这个去留学，争取有一天我能以我的方式告诉别人，神就是道，道就是规律，规律如来，容不得你思议，按规律办事的人就是神。”

　　丁元英端起酒杯，说：“为你的这个觉，碰一下。”

　　芮小丹确实觉得这是一件值得干杯的事，喝了一口可乐，然后问：“当我在法兰克福大学读研的时候，你会在哪儿？”

　　丁元英问：“你希望我在哪儿？”

　　芮小丹说：“我希望你呆在布尔伦布大街的老房子，这是一个适当的距离。太近，我静不下心学习；太远，我太痛苦。我一边学习一边打工，既能多陪母亲还能攒点零花钱，每个周末我去柏林看你，这样我每过一天就离周末近了一点，每天都生活在希望里。”

　　丁元英说：“那我就在柏林呆着。”

　　芮小丹说：“我希望的和你原来既定的不是一回事，我是问你，在你没认识我之前你对将来是怎么打算的？你不可能在古城临时一辈子。”

　　丁元英答道：“我原打算……不，是理想……等有钱了我就在柏林近郊买一套像你这样的房子，做一间特别隔音的听音室，上下左右没有邻居，没人敲暖气管抗议，能把音响开到听力的极限，音质至真至纯，能被《伏尔加河》、《新大陆》这种排山倒海的音乐淹没，不知道自己是谁，不知道自己在哪儿，那就行了。”

　　芮小丹说：“在柏林买这样的房子就不是这个价钱了，也不是这个生活成本。”

　　丁元英说：“没钱的时候就选择既清静又生活成本低的地方，有条件了就选择更清静点的地方。在柏林你不必担心买到假手机、注水肉，不必为电话故障一趟趟求电信商，不必为当官的汽车闯红灯动肝火，法律、治安和社会服务环境都要好一点。我没什么志向，就想不招谁不惹谁地过自己的日子。”

　　芮小丹说：“女人与男人的对话方式只有两个，要么躺着，要么站着。所以，我总愿意把你想像成一个流浪街头的醉汉，想收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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