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由于他参加了校内外的重要工作：其一是参与教育部改订大学章程的讨论，胡适关于废除现行分年级制而采用“选科制”的建议被采纳，因此要参与具体章程的拟定；其二是胡适在北大提议分部组织教授会，作为提议人也需要参与筹划。

　　胡适初到北大即受到蔡元培校长的赏识和重用，10月份月薪即从260元加到280元，“为教授最高级之薪俸”。

　　当年12月，胡适被任命为新成立的哲学研究所主任，1918年3月，胡适当选英文部教授会主任。这些职务都非虚衔，是要付出很多精力的。他在家书中说，因为研究所是初次创办，“故事务甚繁”。1918年清明节在家书中又说：“我是英文部的主任，夏间大学的招考，我不能不到。”虽然忙碌，这些教育管理的职务让胡适在北大有了施展其教育理想和理念的机会。

　　胡适到北大后不久，就开始在校内外演讲，在美国练就的演说功夫有了用武之地，这也是他扩大学术文化影响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胡适的名气越来越大，所到之处也往往被邀请作现场演说。

　　他在1918年4月14日的家书中说：“昨日写家信后，即在家编明天的讲演稿。”结果当天忽然来了朋友，胡适应酬到晚上九点才继续写演讲稿，到凌晨两点半才写好。第二天胡适早上七点就起来了，匆匆吃过早饭，就赶去教育部会场讲了两个小时的《墨家哲学》第四讲。

　　“此项星期讲演专为普通人士设的，颇有功效。我的讲演，不但有许多少年男女学生来听，居然有一些老先生来听。所以我虽辛苦，却很高兴。”可见这时候的胡适既要在北大打拼，又要在社会上传播新知识新思想，非常辛苦。

　　胡适因提倡“文学革命”而得名，归国之后自然成为以“文学革命”为突破口，以《新青年》为主要思想传播工具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者。1917年1月，陈独秀正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他在北京箭杆胡同9号的新居，也成为《新青年》由上海迁至北京的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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