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改变了策略，学着世故一些，圆滑一些，不再叫真，不再得罪谁，想着快一点离开太城，争取在地区有个适当的安排，面子上过得去，后半生有个依靠的单位就行了。想是这样想定了，憋在肚子里的那股子气，还是时不时地在攻他那做人的尊严。有时他憋不住，想跑到上面去告状，硬是被老婆孩子拉住劝住。他们说，你告人家有什么凭证？没有凭证，不是诬告？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想也是，自己确实不掌握他们的证据。他相信，如果不是他们伙里人站出来，即便上面信任他，派人来查，也绝对查不出任何证据来。这个已经有验证了。过去也有人告过，上面也派人来查过，末了非但没有查出他们什么，反而查证出了告状人的问题，其中还有一个人了狱。他毕竟是年过五十的人了，不愿去冒那个险。过去他看历史书和历史戏剧，见几个奸臣当道的时候，那么多的忠臣硬是束手无策地被奸臣们一个个杀掉，总觉得那些忠臣们太窝囊，太无能。现在他才理解那是怎么回事了。所以，他常常无可奈何地空想，希望有惊人的大事件发生，比如来一场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运动，把那些坑害人民群众的恶鬼们统统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痛痛快快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彻底革命。或者，来一场瘟疫，专染那些吸血鬼，让太城死上几十人，几百人。那么，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究竟算是怎么一回事呢？

　　黄福瑞不能不承认今天下午发生在广场上的事，确有惊人之处。对于栗宝山的到来，他本不抱什么希望。所以，那天栗宝山找他谈话时，他只客观的正面的介绍工作情况，一句也不涉及人的问题。当栗宝山打问到银俊雅时，他不表任何态度，轻轻一句绕过去。当时他从栗宝山的口气里听出好像对银俊雅怀着深重的抵触，好像要对她采取什么惩治的措施，心里很不安，很为栗宝山担心。但不便说出口。对银俊雅本人，他有他的看法，有他的一个大约的估计。他认为银俊雅肯定有作风问题，肯定是潭祸水。只是和那三位书记好像不大可能，起码没有那么邪乎。有人说银俊雅和贾大亮他们是一伙。他有时信，有时不信，常常半信半疑。银俊雅曾经给他打过好几次电话，他都及时挂掉了。他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是对的。他觉得这可能是他虽然受气却没有倒下来的一个原因。现在他弄不明白的是，一天以前，栗宝山对银俊雅还是那个态度，时隔一天，跟她谈了半天话，竟然变了一百八十度，召开万人大会给她平反。幸亏那天他没有顺势表态，否则不把自己装进去了。究竟是银俊雅把栗宝山降服了，还是采宝山另有说法，他猜不出，估不透。但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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