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安宁求其自由,相议和意而结成的,民族主义太过强烈,未必是好事,我不太同意梁总长说的国家至上的观念,这会有损于个人之自由。”
梁启超反驳说:“现在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时代,国家与国家正在竞争,身处这一时代的中国人,一定要知道在自己一身之上,还有更大更要存者,也就是国家。今日中国遇到的泰西各国,与古代的帝国不同,昔日亚历山大查里曼拿破仑等,虽然也是抱雄图,务远略,欲蹂躏大地,吞并诸国。但那时,他们都是出自个人的野心,那时被侵略国恃一二英雄就可以与之匹敌。今天则不一样了,侵略者表现出的是全民族的野心,对付今天的帝国主义,必须依仗全民族的努力,因此惟有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铸造此等意义上的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
李经述想了想,站起来说:“容议长的意思,我也明白,就是国家不能过分限制个人之自由。但我觉得,梁总长的话也有道理,现在这个时代,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野心不死,世界大战不久就会爆发,中国得抓紧时间制定经济发展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工业化,建立强大的陆军和海军,未来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中国如今国土广袤,民族主义之国策,还是需要的。”
内阁总理盛宣怀站起来说:“我同意总统的意见。执政以来,鼓励民族商业的自由发展,才有今日中国经济之成就,如今,中国已经有了初步的工业基础,再实施两个五年计划,经济总量肯定能超过德国。”
“这里面有盛总理的功劳”李经述说,他刚松了一口气,容闳和梁启超又吵了起来,因为梁启超接着说:“立国的基础,就是要尊孔,在于发扬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只有这样才是民族自救的根本途径,一个社会得以存在和发展,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其长期积淀的民族道德伦理教条。中国正处于一个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崩溃,而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尚未完全建立的时代,如果此时将西方的民权和宪政制度强行搬到中国并加以实行的话,必然会落空。”
这话让容闳大吃一惊,他觉得梁启超是在反对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站起来大声疾呼:“中国传统的那种女人裹小脚的奴性道德如果不改,中国断然难以实现工业化。”
梁启超摇摇头,解释说:“我并不是认为道德伦理是不可改变的,我的意思是将传统道德伦理看作是一种具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站在社会大众的水平上来理智地看待这个问题,而不是像某些理想的自由主义的道德家只谈论民众应该如何。凡一个社会,必有其公认之道德信条,由先天的遗传,与后天的熏染,深入手人人之脑海而与之俱化。如是,然后分子与分子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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