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附于孙杰的秦商,也是如此。
从一开始,秦商中人,就不是纯粹的商人。
大部分都有着士绅背景。
这是这个时代的特色,如果没有士绅背景,恐怕,普通商人早就被吃干抹净了。
想要让商业更发达,就必须将“官”和“商”剥离开。
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出商业更大的作用。
还有商税。
尽管之前孙杰已经有了详细的规划,但之前有一大档子事儿要做,所以迟迟未能开始改革。
沿用的规矩,还是之前的老传统。
还有这个时代的赋税,实在是糟糕透顶了。
在孙杰领兵出征之前,定下了三十税一的农税标准。
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明末,这个标准确实有些低。
一个纯粹的农业社会,这种赋税想要养活整个天下,确实很难。
但孙杰也不是信口胡说,也不是胡乱施政。
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孙杰将目光放在了商税、个人所得税以及海关税等税务上。
这个时代的普通老百姓,有着一股坚韧不拔的气质。
只要不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三十税一这个规矩,会让他们活得很好,一年到头还能有很多结余。
再加上孙杰的学堂制度,完全可以让这些百姓的子弟进入学校学习。
明朝的商税混乱不堪,早期的时候,朱元璋虽然定下了三十税一的规矩,但商人们真真正正缴纳的赋税,远远不止这么多。
想要进城贩卖,就必须缴纳进城税,像什么市税,水关税,税卡税,等等多如牛毛,繁杂不堪。
但明初政治环境清明,虽然这些税务很多,但加起来其实并没有多少,普通商人也能承受。
然而,进入中期,朝廷财政开始出现问题,这些税务偏向了极端。
嘉靖年,朝廷财政缺口日益扩大,各种各样的税务如雨后春笋,不断拔地而起。
在这种严苛的税务之下,手工业从事者,以及那些小的商人纷纷被逼死。
只剩下那些身家巨厚,有着官方背景的商人。
这些商人又怎么可能会将自己手中的钱财交出去呢?于是,他们便抱团取暖。
以地方为主,形成一个又一个商帮,以此来对抗朝廷。
嘉靖年间的时候,朝廷还能压住这些商帮,勉勉强强还能收上税。
嘉靖年间之后,朝廷在商税上彻底失守。
万历年间,商税制度彻底崩溃。
明末收不上来商税,有商人重财轻义的占比,也有朝廷税务制度混乱的占比。
明朝的商税制度,从根子上就有问题。
这个问题从朱元璋时代就留下根了,后面积重难返,沉疴重病,很难再改变过来。
就算是张居正,在商税上也没什么太大的作为,只能把目光放在土地上。
这次的事情,未尝不可作为一个切入点,全面实施新的商税制度。
同时,让商业部振作起来,彻底的成为一个实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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